我们只要翻阅《阳明全集》，学绝道丧，人心陷溺的感喟，随处可见，便是明证。
所谓已病不治者也，且以随用随足之体，而寄寓于他人口吻之间，以不加不损之真，而贪窃于古人唾弃之秽，至乐不寻，而伺人之颜色以为欣戚，大宝不惜，而冀时之取予以为歉盈，如失路人之志归，如丧家之丐食，流离奔逐，至死不休，孟子之所谓哀哉。其间虽或不无小康，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。
而儒家的幽暗意识，在这一点上始终没有淹没它基本的乐观精神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原始儒家已可清楚地看出。生命的现实虽在理论上不一定是昏暗，却常常流为昏暗。况于日之所闻，时之所习，出入于世俗之内，而又无明师良友之益，其能免于前病乎，夫所安者在此，则惟恐人或我窥，所蒙者在彼，则惟人不我与，托命既坚，固难于拔除，用力已深，益巧于藏伏，于是毁誉得失之际，始不能不用其情，此其触机而动，缘衅而起，乃余痕标见。他曾说过：吾人包裹障重，世情窠臼，不易出头。
又曰：能自得师者王，则师又尊于君，非师之尊也，道尊也，道尊则师尊。曾国藩才说出不为圣贤，便为禽兽这种警语。在中国，王权时代的治理方式是贵族共和。
儒学的现代化进程，历经帝国后期的一些儒家学派，近代的洋务儒学与维新儒学，发展到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，一直在步步演进、层层深入。按照儒家思想，先有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[32]，仁（生活情感）是先行于人（主体性）的，而非相反。见《熊十力全集》卷四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325页。至于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，尽管有时也会采取直接民主的形式，例如偶尔的全民公决（但要注意与民粹主义相区别），但常态是间接民主，即代议制。
这一切必然在观念上体现出来，那就是个体主义。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，它在现代社会不再是正义的。
关于这套原理的更为详尽的叙述将在下节展开，这里在历史哲学的范畴下简要叙述：作为生活的显现样式，生活方式的演进乃是一切历史及观念史的本源。《论语》：《十三经注疏·论语注疏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其实，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。见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中华书局2012年第2版。
然而到了21世纪的所谓大陆新儒学，却出现了一些逆向性的思潮。儒家不仅视仁爱为人的最基本的情感，[41] 而且以仁爱情感来阐明一切存在——不仅以之阐明善何以可能，而且以之阐明恶、及其克服何以可能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得到了儒学原理的这样一个核心结构：仁→义→礼，即：仁爱精神→正义原则→制度规范。这表明了社会主体的个体化。
这些现象都是很值得关注和研究的。这里尤须指出的是：国家或政府绝非主权者。
参见黄玉顺：《当代儒学生活论转向的先声——梁漱溟的生活观念》，《河北大学学报》2008年第4期。[78]义是为礼奠基的价值原则。
[20] 戴震：《与某书》，见戴震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。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，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，即仁→义→礼的理论建构。参见黄玉顺：《爱与思——生活儒学的观念》，第二讲，二、情他们之间唯一的底线共识，似乎仅仅只是儒家这个标签。试问：假如既有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本身就不正当、或已不合时宜，礼不合理，难道人们也应当遵守吗？例如，现代人还应当遵守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的规范吗？还应当遵守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的规范吗？原教旨主义儒家的一个根本失误，就是将过去既有的礼视为儒学的凝固不变的根基。这是孔子的伟大思想之一。
不仅如此，家庭由异而灭的现象似乎正在开始发生。[51] 参见黄玉顺：《制度文明是社会稳定的保障——孔子的诸夏无君论》，《学术界》2014年第9期。
而存在——先在于任何存在者的存在，就是生活、及其原初本真的情感显现，在原典儒学中，那就是生活情境中显现出来的仁爱情感。儒学的现代化进程，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。
恰恰相反，其思维方式、思想观点、价值取向、政治立场等颇为不同，甚至相去甚远，乃至截然对立：有原教旨主义者，有马克思主义者、新左派，还有自由主义者，等等。那么，上述儒学现代化史的事实何以能够发生？这里既有生活方式的现实依据，也有儒学原理的学理依据。
按照儒家思想，先有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[32]，仁（生活情感）是先行于人（主体性）的，而非相反。个体主义的兴起是与西方的现代化过程、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。[22] 这显然与前现代的家族主义、君主主义价值观大相径庭、乃至背道而驰。然而今天一些儒者将儒学与个体主义对立起来，从而导致对一系列现代价值观念的否定，这对于中国走向现代性、实现现代化来说是极其错误的思想倾向，同时也不符合儒学原理。
上文也谈到，自轴心时代以来，哲学形而上学形成了一种形上-形下的思维模式。参见黄玉顺：《当代儒学生活论转向的先声——梁漱溟的生活观念》，《河北大学学报》2008年第4期。
[24] 王夫之：《尚书引义·太甲二》，中华书局1976年版。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（义），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、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，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（礼）。
人大复印资料《外国哲学》2004年第5期全文转载。2、义：正义原则 所谓正义原则，就是据以进行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价值原则。
既是哲学，则必定采取古今中外一切哲学共同的基本架构，即形上-形下模式，亦即用唯一绝对的形而上者来阐明众多相对的形而下者何以可能。[21] 王艮：《王心斋全集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。见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中华书局2012年第2版。然而事实正相反，这里存在着一种必然的逻辑：人们的生活方式必定会在他们的文学艺术、宗教、哲学等观念中反映出来。
换言之，儒学是一种古代的、前现代的东西。《周易》：《十三经注疏·周易正义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当然，实际的大陆新儒学远非所谓以蒋庆为中心、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[26]，而是一个很大的群体。这种观念源自朱熹，他将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的四端与《周易·乾文言》的君子四德（元亨利贞）联系起来，并附会以理学的观念，提出：元者……于人则为仁，而众善之长也。
然而一些儒者反对这些现代价值观念，斥之为西方的个人主义，这也是值得警惕的。[55] 朱熹：《周易本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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